在日寇的牢狱里

我居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百格火车埠头，种菜为生。那时我才26岁，由于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菲律宾群岛各地侨胞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菲共产党领导华侨爱国志士组织了华支游击队，抵制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我想到广大的华侨同胞，背井离乡，别妻离儿，远涉重洋在异地谋生，而今却遭受外族压迫，使我有团火气，愤怒万分，恨不得把帝国主义者杀光，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家紧邻的同乡施家急、施家振同志，他们都是“华支”的成员（施家急同志牺牲于被捕的第一个晚上，施家振同志现居于香港），我就是由他们引导和“华支”接头，接头人叫黄天从和郑智民。我的领导现在还在的有王汉杰同志和许良枫同志。还有一个叫吴长谈的，现还在广州市搞华侨工作。下面主要谈谈我被捕的经过。

我原来一字不识，是个文盲，性又鲁莽，身体却十分结实。参加“华支”后，人人都叫我“木头”，大约是不知死活的意思。那时搞工作的人大都有外号。我已经忘了当时我是编在第几组，只记得起先在第二中队，后来和第一中队合为第三中队。总的称“四八支队”，暗指新四军和八路军。

记得人家称我们叫“飞虎队”。我们一组6个人，组长叫祖敦，经常有两个女同志参加。她们姓洪，是对姐妹，是组里成员的侄女，主要任务是送信、贴报，表现十分勇敢和突出。我们这一组，洪姓一家就占了四人，为了革命他们放弃了大量的财富。我们这组主要活动于马尼拉市一带。那时日寇设了保甲处一类的联保机构，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破坏他们的工作，与日寇、汉奸、暗探作斗争。我们开头的武器只是木棒一类的东西，很少有枪，只有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

记得有一年7月间的一个早上，我们组接受任务来到一个叫“阿笼计”街道。这里有个暗探汉奸长期为日方做侦探工作，叫什么名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按上级的命令行动，由自己的同志引导。见那个坏蛋正从咖啡店里走出来，组长祖敦同志命我跟上，我手里拿着一根黑色的甘蔗，一直跟着那个人，到了偏僻的地方，迎面走来了洪同志。我们看到机会已到，互相使个眼色，我用甘蔗猛不防地向坏蛋一击，洪同志缴了他的枪。对方还想反抗，被洪同志开枪打死了。我们在他身上放了“飞虎队”除奸用的宣传报，上面宣判了敌人的罪状并警告另一些坏蛋。这次行动我们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缴了一支32号的左轮枪。从“阿笼计”回来后，又接到我们组去大光明戏院处决一个宪兵的通知。我感到“阿笼计”干了一场，已经惊动了敌方，还是下次再干吧，但后来我们还是执行了任务。大光明戏院左边有一个广东人叫马文禄，在那里开设包子店，戏院后有一间“甫地”（可能现在叫学校）里面住着日军，“甫地”和青年会联在一起，再往前去有一座桥，桥头有一个姓王的在那里开饭店，组织上对地形观察和“甫地”里面的情况了解不够。下午一点我们由总部出发到大光明戏院门口，发现我们要解决的那个宪兵正从那里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我的任务是担任掩护撤退。我们一到就开始动手，看样子这个人的身体也很壮，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他，在他身上缴了一支45型手枪。“甫地”里的敌人和周围的宪兵特务一下子包围过来，而附近的人们都纷纷跑掉，顿时一片混乱。组长命令我们撤退。由于撤退的路线了解不妥，退到“甫地”方向，进入死穴，我穿着一双日本鞋，跑起路来很吃力。我干脆脱掉，光着脚跑。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同志们已经全部过桥，只有我和祖敦同志在后面往不同的方向奔跑。祖敦同志跑进他堂亲店里伪装店员，而堂亲怕受连累，不敢承认是店员才被日方所捕。而我正与敌人战斗，摆脱不了日军和宪兵的追击。施家急同志已经脱险了，但在桥尾发现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便举枪向宪兵射击，不慎被他身后的汉奸特务吴文彬击中受伤被捕。我边打边退，已经越过五爿店而躲进包子店里，周围全被包围。当时太阳西斜，我心中考虑只有等黑夜才能脱险。突然，听见一声“在这里”的叫声，接着就是一枪。而枪不响，不知是卡壳或其他原因，反而被我翻手一枪，打中了敌人，听见枪声的日寇猛烈地往店中开火，嘴里叫着“公巴了”“马速速可干”，也就是叫我投降的意思，我的子弹打完了，觉得抵抗没有办法，而捕后可能还有机会逃生再干下去。所以我把枪丢掉，挺起胸膛，仰首地走出来，他们像恶狼般把我绑了。这时对面来了一下枪托，骂了些不知什么的粗话，我把头一闪，鼻子被打破了一半。到现在我的鼻子上还留着这块伤疤。

饱尝了一顿拳头和枪托之后，我被押送到前面所讲的那间“甫地”中二楼。我进去时祖敦和家急已经被绑在那里了，我当时悲恨交集，今天的行动失败了，恨的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也被捕，心中老是想着外面其他同志是否安全，其他组织有否遭到损失。这时我叫他俩若是审问把所有都推不知，由我来承担责任。我们三人就这样默默地紧靠在一起，约在午夜之后家急同志因流血过多，加上遭到毒打断气在我的怀抱中。一个生龙活虎的战斗者，一个同战壕的战友，又是同乡的亲人，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从此离开了人间，牺牲时只有19岁。现在，我一想起他就感到痛惜万分。天亮以后，家急同志被抬到楼旁的一块旷地埋了。他呵，就这样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我和祖敦被绑了三天三夜。敌人怕我们跑，还在我们的中间用桌子压住我们的绳子。第四天的傍晚，祖敦同志不知怎样把绳子解开，对我说：“‘木头’，我已解开绳子，快跑吧！”我说：“不行，这时天还没黑，手中又没枪。”他迅速地解开我的绳子时，楼下突然响起“砰、砰”的皮鞋声，而我们要再自绑已经来不及了，来人正是汉奸分子吴文彬。手里握着手枪，指着我们说“还想跑吗……”由于被绑时间太长，我的手已经失去知觉，老是弯到后面去，怎样也拐不到原来的位置。看样子，他是要打我们。我发火了，飞起一脚，把他的手枪踢到楼下，做了一个猫腰的动作，把汉奸吴文彬往梯头撞下去。祖敦同志急忙向窗外跳。二楼外有一层锌板盖着，跑起来乒乒乓乓地响着。吴文彬大喊大叫，带着敌人追上来，打中了祖敦同志的大腿，他摔到下面的一条干沟里。楼上的敌人再次把我绑起来。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刑具声和祖敦同志的惨叫声，我的心里好像刀割一样。当他被抬进来时，已经处于昏迷之中，醒来时只对我说：“您如能逃生，请向组织报告，我已经不行了。”当夜他就这样死在我的怀中。祖敦同志放弃了自己所经营的生意，为了革命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他的尸体如何处理，我至今还不知道。

从此以后，敌人对我的逼供和严刑更加残酷。他们审问我的组织人是谁，组织在哪里。我说：“就是我。”“组织在哪里我不知道。”敌人无法，只好更野蛮地毒打我，有时我乱指一个地方，敌人就出动大批兵力去抓人，结果是海里捞针一场空。当敌人扑空回来后，就更加疯狂地毒刑我，把我的手脚绑在一起，倒放在楼梯头的平台上，每个敌人路过，都“赏”给我一下皮鞋，并把我的眼睛蒙住。知道我口渴，就叫我把嘴张开说要给我水喝，结果是吐进一口唾液。敌人每天只丢一点点的饭团冲水给我吃，我被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历史上有杨继业血战沙场喝马尿，我被捕以后，由于口渴之极曾三次喝下自己的尿水。连续三个月的逼供毒刑，敌人软硬兼施，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把我关进菲律宾“西地弗”死牢中。由于我胞兄用钱买通狱长，结果我被判12年死牢，两星期后被送到菲米硕监狱。

以上是我被捕的过程。日寇的酷刑和牢狱的折磨，给我留下了伤痕累累，每当洗脚时，腿上的伤疤使我回忆起被日寇用刑的情景；每当伸出手来，看到手上的绳痕，使我想起被绑的场面；每当我浴身时，仿佛对面来了拳头、皮鞋、枪托；一遇气候变化，即百痛俱起。

亲爱的同志们，有去过菲地的战友及先生们，你们对异国抗战时期的生活是否有过亲身经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永远不要忘记已经消逝的艰苦岁月，因此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原载 《华侨史》 第三辑，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1985.10。作者施家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