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险阻无所惧，不到延安不罢休

我以亲身经历介绍一下我们几位菲律宾怡朗市泉州籍的爱国华侨青年，在1938年10月是怎样毅然返回祖国，奔赴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报效祖国的。

我是参加菲律宾怡朗市第二批泉州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投身抗日的，这批华侨青年共7人：李烈（鲤城人）、郭华忠、许飞鹏（晋江人）、黄子英、戴碧轩（南安人）、孙易彬（惠安人）和王精华（晋江人），年龄最大的26岁，最小18岁，都是为了继承父业或为了谋求生计而先后背井离乡南渡菲律宾的。回国前，大多参加华侨界的进步组织和活动，如华侨救亡会等，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我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中华民族不可侮，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了整个东三省，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集中力量搞内战。我到菲律宾后每年都参加开会纪念。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第二天我们就从广播收听到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国民党领导的二十九路军，他们的确是进行抵抗的，也做出了很大牺牲。1937年9月以后才听到蒋介石表示抗战。那时北平、天津早已相继沦陷，日本集中了30多万人向中国其他省份进犯，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紧迫。就在这个时候，菲律宾马尼拉华文报纸 《前驱日报》 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拥护中共抗战的主张，观点鲜明，使我们受到了启发，看到了希望。加上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消息更加鼓舞了我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责任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想法：什么时候我也返回祖国到抗日前线去，抗击日军、消灭敌人，因为我们这些青年虽然在怡朗都从事过抗日教工运动，但仅仅这样还表达不出我们更高的民族义愤。作为年轻的一代，要有献身祖国的理想和抱负。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中心，是那时青年最向往的革命圣地。主意打定了，我们7名华侨青年就先后到救亡会报名，并得到怡朗华侨救亡会的鼓励、支持，自筹经费（路费），自行组合成队，毅然放弃富裕的生活条件，告别父母和亲人，决心启程回国，投身于抗战洪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我们的这一举动，得到了父老乡亲和广大爱国华侨的支持和资助，菲律宾怡朗华侨总会和中国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为我们办理了“志愿回国抗日”和华侨回国的证明及护照，怡朗华侨救亡会分别开给二张介绍信：一张给马尼拉华侨文化界救亡会，一张由我们带回香港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离开怡朗时，我们还发表了一篇 《向侨胞告别书》，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决心，临行时还合影留念。不少爱国侨胞闻讯后特别赶到码头送行，对我们寄予期望。在马尼拉得到救国会领导人、《前驱日报》 总编辑王雨亭先生（鲤城区人）的勉励，于是以李烈为领队的泉籍7名华侨青年，作为怡朗第二批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青年，乘坐一艘意大利的“皇后”轮告别菲岛驶向香港，踏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客轮到达香港后，就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找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办事处先由一位王秘书（后来担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连贯同志）接见我们，以后廖承志同志又亲自接见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国内形势。根据廖承志同志的指示，把早已在港等候回国的来自马来亚等地的8位华侨青年介绍与我们认识，并统一组成一个大组，起名为“菲马华侨西北战地服务团”，还特制一面“菲马华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旗帜，由一位姓庄的同志和李烈任正副领队。在香港逗留期间，我们还特地登上香港的最高点，眺望祖国大地，心情无比激动，真想能尽快地到达目的地，奔往前线参加战斗，消灭日本鬼子。我们找到一棵大树，用果子刀刻上“七激烈到此一游”7个大字，留作纪念。

在香港原计划先到广州，由广州乘搭火车北上。但由于战局的变化和影响，广州失陷，广州湾已被日军封锁，北面也因日军逼近武汉，不时有敌机的侦察轰炸，交通严重受阻，必须另行寻找路线，逐段摸索绕道前进。在这困难面前，对第一次踏上革命征途而且人生地不熟的海外青年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但我们不因此而灰心丧气，而是更激起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克服困难的决心，立下“艰难险阻无所惧，不到延安不罢休”的共同誓言。就这样，按照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提出的路线安排，带有廖承志同志开给我们到延安和沿途可能经过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乘搭一艘小船由香港开往广东的石角（雷州半岛），转乘汽车进入广西的玉林，经柳州到达桂林。这里虽有火车可乘，说是慢车实际上是混合车，但因途中不时遭到敌机的空袭火车放慢速度，缓慢地驶向前方的衡阳站。到衡阳是早晨8点半钟，看到大批从武汉撤退的伤兵，到处都是，敌机又在空中扫射，我们也只好就地卧倒。经过一番打听，武汉已经失守了。武汉的陷落，使我们又要改变前进的路线，于是就乘坐北上的货车和运煤列车经株洲到达长沙。虽是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颠簸和折腾，个个疲惫不堪，但总算又前进了一段。在长沙很快就找到了设在福星街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我们都称他董老）接见我们时说“难得你们不远千里而来”，使我们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这时整个形势又有新的变化，战局十分紧张，为了安全，按照廖承志和董老的指示，我们把服装做了些改变，化装成国民党空军地勤人员的样子，穿得比较整齐，人家也觉得我们像个外国回来的人。根据办事处的安排，我们还要带2位女同志到西安。这2位同志是长沙师范的，她们没护照，“混”在我们队里一齐到目的地。这里没有汽车，先是搭一段渡船到南县，再到沙市，往前既没有水路也没有公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徒步。第一天走了约30来里，每个人脚都起了泡，但还得走路。经连续几天徒步，途中碰上国民党的军用汽车，我们就想办法要点钱，让大家坐上车开往湖北的襄樊城。我们又凭着“菲马华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旗号，大胆地找到了李宗仁设在樊城的长官司令部（当时已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求派车接送我们到老河口。第二天，果然派来一部汽车把我们接送到老河口（后来得知是我党派在青年服务团的同志办的）。在老河口，从怡朗来的王精华患急病住院了，5天后病情未愈，而下一站的行程还得靠徒步，无奈，经商量决定王精华留在医院继续治疗，并凑了一笔钱给他，待病愈后再想办法。当我们准备向河南和陕西进发时，李宗仁第五战区的一个参谋发现我们的行踪，想把我们留下来，而我们怕被“挽留”，因此连夜购买车票，第二天就离开老河口，走没多远汽车又不通了，只好改为徒步到南阳转至镇平。又遇上国民党的军用车，经过一番招呼和重金酬谢，方同意我们乘坐，路上吃的由我们招待。这样，他们挺高兴，而我们也避免了沿途的检查纠缠。在商南的一个小山城住宿一个晚上，我们又给予热情款待，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了西安。

西安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汽车把我们拉到一个西北大旅社，里面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有几个宪兵对我们进行盘查。我们急中生智，扮演了一幕瞒骗宪兵的“短剧”：我伪装成服务团的“团长”，派头挺大的团长，以从容而傲慢的声调把那些宪兵吓跑了。住下来后，很快就打听到了设在七贤庄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天就坐了一段人力车，又走了一段小路到办事处报到，并接受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这时我们全体同志像到了“家”似的，无不心情十分激动，再也顾不上劳累了，一心等待着组织的分配。就在这个时候，林伯渠同志接见了我们全体队员，问我们辛苦了，表示欢迎我们，使我们再一次受到了鼓舞。林老还告诉我们：从这儿到延安，到边区任何一所公学都要徒步，要我们再接再厉，克服困难。而我们这批“明知征途有艰险”的华侨青年，早已把“困难”二字置于脑后，只有一个信念和决心：一定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为我中华民族伸张正义。根据需要和参照各自志向，办事处宣布了分配方案，从恰朗来的6名同志均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一声令下，早已整装待发的华侨青年，个个情绪高昂，精神振奋，心情更是万分激动，一路上的疲劳和惊险早已忘记了，个个风尘仆仆，又都兴致勃勃，便靠着每人的那双“铁脚”和坚强的意志，在 《义勇军进行曲》 和 《松花江上》 的歌声伴随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连续10多天徒步700华里。这样，连同已走过的路程，行程约达1万华里，历时2个月，终于在12月胜利到达目的地延安，并按分配到陕北公学去学习。

在陕北公学，我们6名来自菲律宾怡朗市的华侨爱国青年，同来自全国和东南亚等地的爱国志士一道，在那革命的熔炉里学习了 《共产党宣言》 《社会科学概论》 以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的文件。经短期培训结束后，全校的同学无不踊跃报名要求到前方去。12月底我们又从陕北公学徒步去延安，经过10来天重新背上行装，沿陕甘宁边区管辖地跋涉，于1939年元月9日黎明之前赶到延安。一进延安，就听到那响亮的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歌声，真是感人肺腑，我们自己也把胸膛一拍说“咱们也算吧”，心情非常激动，也感到自豪。后来得知，这是抗大学生出操时唱的。开头一天就碰上敌机扫射延安城，实际上延安城早已被炸成废墟，但敌人连废墟都不让存在，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是到了何等程度。第三天，我们就幸运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聆听他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第五天我们集合于飞机场参加动员大会，主要是号召青年到敌人后方去，那里也有一首歌曲“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我们听起来，胸怀感到十分宽阔，好像我们就在那个环境参加战斗似的。会后，李烈、许飞鹏、孙易彬、戴碧轩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我和黄子英到晋察冀二分校。在晋察冀二分校我们既学军事、学毛主席的军事理论著作，又学政治，较多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毕业后，我就参加了地方的慰问团（慰问当时在庆祝黄土岭战役中击毙被誉为“名将之花”的日军阿部中将的部队），走上了华北战场。所到之处，凡是敌军到过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成为废墟。在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的情绪高涨，后就参加了百团大战，之后又回到了延安，其他同志都在各地的战斗岗位上，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拯救民族危难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尽到了“匹夫之责”，同时我们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1945年8月15日，我们终于让日本投降了。这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路线的正确指导，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奋战，是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要的贡献。

（原载 《华侨史》 第7辑，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作者郭华忠）